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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8期特别推荐小说《平原客》 作者:李佩甫  

2017-05-17 11:46:45|  分类: 小说推荐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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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04月27日 - [中国作家]电子旬刊 - Chinese Writers Asso


作者:李佩甫     责编:卡  莎 


平原客

 来源:《花城》2017年第3期 李佩甫


李佩甫,主要作品有长篇《生命册》《羊的门》《城的灯》《李氏家族》《城市白皮书》《金屋》等;中篇《红蚂蚱、绿蚂蚱》《无边无际的早晨》等。2015年8月16日,李佩甫以《生命册》获得第九届茅盾文学奖。


麦子黄的时候是没有声音的。

                         ——题记

麦子黄的时候是没有声音的

第一章

这是一个很特殊的地域,地名叫梅陵。

历史上,这是一块水淤地,也叫冲积平原。有的说,这块平原是黄河“滚”出来的。早年,黄河连年泛滥,滚来滚去,就“滚”出了这么一个地方。也有的说,这是黄河跟淮河“斗”出来的平原。两河相遇,黄河想把淮河“吃”掉,淮河想把黄河“撵”走,经多年搏杀,几经改道,水滚来滚去的,结果是两败俱伤,就淤积出这块平原来。说起来这里曾经是黄河、淮河的交汇之处,但你却看不见水,水在三尺以下或是更深的地方。早些年挖三尺就可以见水了。但现在不行了,得挖得更深些。但水还在,水渗在土壤里。据说,下边有暗河。

这里不仅是楚汉交汇、南北中转之地,还是绵软之乡。当太阳转到这里的时候,好像和气了一些,就像是一个眯着眼的、没有了脾气的小老头。这里的风也偏柔和,面面儿的,不暴不烈。风刮过来的时候,就像是一个面恶心善的老太太。这里也刮大风,但声音大过速度,漫卷着唿咙一阵子就过去了,无伤。就像是要提前告诉人们,注意些吧。

梅陵是一个特别适宜植物生长的地方。这里一马平川,雨水丰沛,常年平均气温17.1度,而且四季分明。更重要的是,这里的土质偏软、透气性好,俗称为“莲花土”,也被称为“中壤”。沙土地为“轻壤”,黏土地为“重壤”;沙土地透气好,但不易保墒;黏土地墒情好,但易板结。而这里的“莲花土”,在轻、重之间过渡,特别适于苗木生长。所以,自古以来,梅陵人赖以天地的赐予,大自然的厚爱,除了种植小麦之外,几乎家家种花、养花、卖花,成了一个出花匠的地方。

花匠老刘,本名叫刘全有,原是梅陵芽口村人。因祖上辈辈养花,家族中常有人在外地给人做花匠。因此私下里曾被人称为“弓背家”。“弓背家”虽略含贬义,但最早是说这家人的“饭辙”是用独轮车推出来的,是卖花人的意思。后来的引申义是说这家人辈辈出大花匠,这“弓背家”则成了芽口有名花匠的标志了。

传言说,刘家种花是从宋代开始的。但刘氏已无家谱。记忆中,关于刘家的花卉种植,仅上溯到清代,那也是祖上关于推着独轮车去开封卖花的一些口口相传的往事记述。当年,从梅陵到开封,八十里路,这是刘家祖先用独轮车推出来的一条弯弯曲曲的“饭辙”。

到了刘全有这一代,俗称的“弓背家族”已四散于全国各地。留在芽口村的只有刘全有这一支了。改革开放初期,刘全有也曾被人请到黄淮市人民公园做过几年花匠,不知怎的,突然就回来自己干了。老刘这人偏瘦,微弓,深眼窝,耷眉,一脸的古铜,阳光在血管里沉淀成一丝丝的红斑,皱纹里有风霜染就的沟壑,加上腰里常年挂一条擦汗的白毛巾,走路默默的,看上去就像是一行走的老树桩。他平时也不大与人来往,曾被村里人习惯性地称为“弓背刘”。多年后,当他被市里册封为“园艺大师”的时候,就没人再敢这么叫了。熟悉他的人,近人,都叫他另一个绰号:“铁手”、或“铁手师傅”。

老刘的手的确跟别人的不一样,老刘的手是有神性的。老刘抓一把土,在手里捏捏,就知道它是重壤、轻壤,或是中壤。“文革”后期,老刘有一段时间偷偷地去给外地一家公园搞松柏造型,那双手常年与松刺、柏刺打交道,练就了一双扎不透的铁掌。特别是他的两个大拇指,竟长出了“肉猴”,“肉猴”割了一茬又一茬,后来就成了可以当工具使的“肉钉”了。再后他成了有名的植梅人,有了自己的梅园,常年跟古树桩和铁丝打交道,手上的皮脱了一层又一层,指头肚上的老茧已厚到了刀都割不破的程度。土与血、铁与血、梅桩与血已亲为一家。据说,哪株花快要死的时候,抹一点老刘手上的血,那花兴许就活了。当然,这都是传闻。

刘全有被册封为“园艺大师”后,在社会上传得最广的还是他那盆梅花。这株腊梅一直是花匠老刘的心肝宝贝。

这是一株古桩梅花。古桩是从四川大巴山深处挖出来的,至少有三百年以上的历史,种子是从浙江天目山采撷后优选的野生质源,经东西杂交嫁接,尔后精心培育。这期间死了三回,又活了回来。那年冬天,窗外寒风凛冽,瑞雪纷纷,它突然就开花了,黄灿灿的,蜡色如染,晶莹剔透,似倒挂的金钟,奇香无比。在这棵三百年的古桩上,首开的这第一朵梅花,着实惹人怜爱,老刘眼里的老泪突噜就下来了。于是老刘给他起了个名字,叫:“化蝶。”

花匠老刘在这株梅树上花了十八年的心血。十八年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老刘眼里,这就是他的“孩子”,他看着它一天天长大。一直养到了十八年头上,才成了一株名为“化蝶”、形似“倒挂金钟”、被人称为“中华梅王”的极品。

在一个时期里,花匠老刘最值得骄傲的,并不是他的梅花,而是他的儿子。他那个小名叫“爬叉”,大名叫刘金鼎(小时叫刘金定,上学后他自己更名为刘金鼎)的儿子,很是争气,大学毕业后,从副乡长一路升上去,后来当官当到了黄淮市的常务副市长。还有人说,马上就是市长了……一度,梅陵全县人民都奔走相告:花匠老刘的儿子,当大官了!

这时候,人们再介绍老刘,就说:这是刘大师。或说:这是市长他爹!

很多年过去了,副市长刘金鼎仍然记得,那行走在路上的“咯咯噔噔……”的车轮声。那时他就睡在父亲推着的独轮车右边的第二个草筐里,头上捂着一床破被子,屁股下垫着一铺小褥子,像猴子一样半蜷在筐里,枕着花香,枕着“吱吜、吱吜”的车轴响。等他醒来的时候,他会听见父亲自言自语地说:到洧川了。

洧川离梅陵四十里路,是刘全有中途“打尖儿”的地方。再走四十里,就到开封了,那是他卖花的目的地。

那时候,刘全有是偷着去卖花的。“文革”中,上头不让养花了,所有的养花人都到大田里种棉花去了。花匠刘全有为了挣钱贴补家用,就在家中的院子里打了一道隔墙,在夹道墙里偷偷地养花,养到年关的时候,再悄悄地推到开封去卖。

那年月,穷人是养不起女人的,特别是漂亮女人。当年,刘全有的女人,就是芽口村最漂亮的女人。这个女人是刘全有一九六○年跑到四川山里挖梅桩时带回来的。当时花了他三十斤全国粮票,还有二十块钱,就带回了这么一个让全村人惊诧的女子。

这女子漂亮极了,看得全村人眼珠子都快掉下来了。四川女子都进门三天了,还有人不断地拥到院子里,说是要“借”一点什么。可这女子在村里待了不到一年,就跑了。她是四川大山里的人,语言不通也就罢了,主要是吃不惯又黑又苦的红薯干面窝窝。她喜欢吃大米,可这里没有大米。刘全有曾冒着投机倒把的风险出去偷着给她换过几斤,可没几天就吃完了,于是她说啥也不在这儿待了。

刘全有曾有过一段很熬煎的、四处去寻找女人的日子。在短短的三年时间里,这漂亮的四川女子先后跑过四次。刘全有把她找回来三次。第三次她已经怀孕了,鼓着个肚子。这时,村里人都以为,生了孩子后,有孩子牵挂着,她就不会跑了。可是,等孩子一满月,她就又跑了。此后,再没有回来。

四川女子走后,刘全有就一个人带着孩子。那年月是挣工分的,一年到头,油盐钱都缺。刘全有赶在年关时偷着出去卖花,也是被逼无奈。

洧川在副市长刘金鼎的记忆里始终是抹不去的。这里不仅是父亲卖花途中歇脚打尖儿的地方,也是他人生中第一次吃面包的地方。

梅陵离开封八十里路,刘全有推着独轮车赶到洧川的时候,已是偏午时分了。一般情况下,刘全有就近在一个茶摊上坐下,倒一倒鞋窠里的土,把儿子刘金鼎从草筐里抱出来,也好让他活动活动腿脚。尔后,他花二分钱,要上两碗茶水,就着带的干粮打尖儿。他带的干粮分两种,一种是给儿子吃的软乎些的油馍,一种是自己吃的红薯面窝窝。

童年里,刘金鼎记得非常清楚,茶摊后边是一所中学。那是一个极大的院子,院子里有一眼望不到边的大操场,一排排的校舍,操场两旁有高大的杨树和槐树。还有什么呢?还有那些戴着红袖章的年轻人,三三两两地从校园里走出去,看上去骄傲极了。他记得,父亲好像很害怕这些人,他勾着头,耷蒙着眼,一小口儿一小口儿地喝着茶水,不看任何人。他就是在这一天跑到校园里去的。他在校园门口的小卖部里闻到了一股奇妙的香味,那是面包的香味。那面包香极了,馋得他直流口水。他看见有戴红袖章的年轻人在小卖部里买面包吃,那面包有鸡蛋大小,金黄色,一排一排连着,五分钱一个。当时,他被“馋”住了,他就那么一直站在小卖部的柜台前,久久不肯离去。等刘全有焦急地找到小卖部门前时,就见儿子像被什么东西钩住了似的,傻傻地在柜台前站着,口水直往下滴。大约,刘全有也闻到了面包的香味,他更是看到了儿子眼里的馋虫。于是,他解开腰带,从束腰的布带里摸出钱来,花一毛五分钱,给儿子买了三个小面包。拽上儿子,重新上路。

在一些日子里,刘金鼎曾作为分管招商的市领导多次去过国外,吃过各样的洋面包,但早年在洧川中学小卖部里闻到的热面包的香味一直萦绕在他的脑海里。当然,也是后来他才知道,这个在全国地图上根本找不到的洧川,却有一所在全国教育界知名的中学,就是这个洧川中学。

这三个小面包,刘金鼎是坐在独轮车的筐里一口一口舔着吃的,伴着独轮车的吱扭声,一直香到了开封。

开封是一个古老的城市,曾为宋朝的国都,应该说是一座“皇城”。可古老的、真正意义上的皇城早已被常年泛滥的黄河水淹在百米之下了。那些较为高级些的玩意儿,也随着宋代南逃的官员、商贾们带到杭州去了。剩下的只是些小吃、杂耍之类,比如:“灌汤包子”“羊双肠”“花生糕”;比如:斗鸡、遛狗、养花……当然,明清三百年以来,直至民国时期,这里曾是一个大省的省署衙门,慢慢也积攥了些气象,存了些底子。据说,民国时,那些唱戏的,只有先在开封唱“红”了,才能走向全国。所以,这里仍然有许多(后来被改了名字)传统意义上的老街,比如相府街、戏楼街,或寺前街、衙后街等等。偶尔,在市面上两人吵架时,开封人的眼神里仍然会飘出一两丝没落的贵族气,是想说“爷,早年阔过”。花匠刘全有每次来开封卖花,都歇在戏楼街后边的一个小浴池里。因为这里离卖花的市场近些,还因为,这里有他一个朋友。

这个浴池里的朋友,是个搓背工。此人绰号“罗锅林”,罗锅就罗锅,怎么就成“林”了呢?他又不姓“林”,其实他姓朱。这姓朱的罗锅背上有斜着的两座“山峰”,因此右肩高、左肩低,脖子只好往一边歪着。此人个儿虽不高,但走路一窜一窜的,他手里那条毛巾拧干后绳儿一样哗哗地旋转着,常常像鞭子一样连续的在浴池上空发出脆生生的巨响!他虽然歪着脖儿,嗓音却像男高音歌唱演员一样昂然、洪亮:“来了一位——您!”

这浴池原名叫“德化浴池”,“文革”中改名为“红星浴池”。在浴池售票处里坐着一位肥白的女人。这女人初看十分高大健壮,一张大脸像满月一样,胸前堆着的两个奶子就像是两座雪白的山峰。可是你不能再往下看了,往下一瞅,就会看到盘着的、像婴儿一样的、一双畸形的小腿小脚,这时你才发现她是个瘫子。这个下肢瘫痪了的女人,就是“罗锅林”的老婆。

进了浴池的门,花匠刘全有牵着儿子来到售票处窗前,叫一声:“嫂子。”坐在售票处里的肥白女人抬眼看看他,那只正要拿“木牌”的手就放下来了,把写有床号的洗浴木牌重新扔进小筐里,只说:“来了。”老刘应一声:“来了。”那女人就说:“进去吧。”

童年里,刘金鼎最先认识的、就是这个被父亲称为嫂子的女人。这是一个从来没有笑过的女人,可她的肥美仍然保留在刘金鼎的记忆里。很多年后,当刘金鼎坐在伊斯坦布尔的土耳其浴室里,在白雾一样的蒸汽里享受“脱皮按摩”的时候,仍然会想起这个下肢瘫痪了的肥白女人。因为,那是他人生的第一次洗浴。

这个早年建在开封老城戏楼街后边的浴池并不算大,里边有两个三十米见方的热水池,一个二十米见方的温水池,没有搓背间,要求搓背的人就在池边坐着,或者躺在小木床上等着“喊号”。每到年关,池子里就像下饺子一样,堆满了被热水烫红了的各样屁股。在这个票价一位一毛五、摆有简单木床的、热气腾腾的“红星浴池”里,活跃着一个“灵魂”。“罗锅林”就是这个浴池的“灵魂”。

“罗锅林”这个绰号是人们私下叫的。在白雾笼罩、影影绰绰、人头攒动的浴室里,人们高声喊叫的是两个字:“老林——”或是:“老林,十八号……老林,二十七号……老林,这呢……老林、角里……”于是就有了响亮的回应:“十八号一位!——二十七号一位!角里,三十五号一位!柜前,十六号一位……”随着应声,一条条飞舞着的热毛巾准确地、旋风一般地飞到了客人的手前。

“罗锅林”给人搓背更是一绝。在他这里,“搓背”不叫搓背,他叫“更新”。“罗锅林”给人“更新”的时候,就像是一种表演。那条白毛巾在他手里滴溜溜儿地旋转、飞舞,有时像陀螺,有时像花环,有时像直弓、有时像响箭、有时像绳鞭,不时抖出去、弯回来,发出“噼里啪啦”的脆响!有时他弓着一条腿,有时他拧着脖儿,他的手掌裹在那条白毛巾里,所到之处,留下一片片红色的印痕。他给人“更新”的最后一道程序是“捶背”。在他,捶背就像是擂鼓,由上而下、由轻而重、先是雨点似的,而后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再后,两掌平伸,起落紧如密鼓,“叭叭叭、叭叭叭叭……”有万马奔腾之势!同时他嘴里还不时回应着各种招呼声:“八号一位——走好!十二号一位——您边上!七号——稍等!”

“罗锅林”还负责给人修脚。稍稍闲暇的时候,他提着一个小木箱来到修脚人的床前,在膝盖上铺一条黑亮的垫布,摆上一排有长有短、形状各异、看上去锋利无比的修脚刀,大喊一声:“——晒蛋!”这句“晒蛋”很像是英文,却是要人躺下的意思。等客人躺下来,他会把客人的一只脚高高地举起来,举过头顶,在半昏的灯光下细细地观察、研究,尔后平着放下去,抱在膝盖上,这才下刀……

在这个热气腾腾、臭屁烘烘的浴室里,“罗锅林”的身影就像是移动着的、半隐半现的“山峰”,不时出现在一个个赤裸裸的屁股后面。这儿,或那儿,喊着、叫着、跳着,麻溜儿得就像是一只窜来窜去的老山羊。但凡当他面对那些肥硕些的屁股时,“罗锅林”就会恭敬地称呼一声:“范科长、刘局长、王书记、秦股长、马主任……”偶尔,那些肥硕屁股们会给他递一支烟,他就夹在耳朵上,蹦跶得更加欢实。他那驼背的峰尖上时常亮着一串明晃晃的汗珠儿,汗珠儿滴溜溜地往下淌,在他背上画出一条条银亮的小溪。他要一直忙到后半夜,等人走光了的时候,他把散落在小木床上的浴巾一条条叠好,这才回到最靠墙角里的那个铺位前,坐下来,喘上一口气。

这个紧靠西边墙角、挨着一个工具柜的铺位,就是他的。这个铺位一般是不卖钱的。现在,赤身围着一条浴巾的花匠刘全有,就在这个铺位上坐着。

虽然已是多年的朋友,花匠刘全有也并不是白住。这时,他已在铺位上摆好了两个黄纸包,一个纸包里是半斤酱红色的猪头肉,一个纸包里是半斤油炸花生米,还有一个锡壶,两个小酒盅。

下半夜,两个朋友,就这么你一盅、我一盅喝着……无话。朦朦胧胧地,刘金鼎夜里起来撒尿,就见刘全有也跟着走出来。他以为父亲也要尿,可父亲没尿。父亲手里端着一茶缸水,走到厕所旁的独轮车前,先是净口,嘴里咕咕噜噜的,把水吐在地上。净口后,再含上水,掀开捂在花筐上的棉被,一口一口地把含了酒气的水喷在花上。父亲说:“这样,花会鲜些。”尿毕,刘金鼎回到浴室,见两人继续喝,还是你一盅、我一盅,酒不多了,抿,无话。偶尔,喝酒的父亲会把一粒花生米顺手塞进儿子金鼎的嘴里。这时的刘金鼎睁开眼,看着两人。在他眼里,这时的两个人,就像是两堆灰。

在童年的记忆里,一年只有一次的洗浴是刘金鼎最高级的享受。正是在开封那个“红星浴池”里,他见识了笼罩在热烘烘的、白色雾气里的、赤裸裸的人生。

于是他认定,“罗锅林”的人生,是卑微的。虽然,那时候,他还不认识“罗锅”这两个字,但意思,他已洞晓。

花匠刘全有曾经做过一个很奇怪的梦。

梦里,这株梅花长呀长呀,越长越高。梅花原本是先花后叶,可奇怪的是,这株梅花却是先叶后花。三叶、六叶、九叶……片片如羽,叶大如扇。长着长着,突然有一天,开花了,花蕊里竟然长出了一个漂亮的妖冶女人。这个妖冶的女子一跃而下,围着他的床转了一圈又一圈,一声声叫着:老刘,老刘,我要吃米。老刘,老刘,我要吃米。她围着床转了三圈后,突然,眼里放射出两道耀眼的金光,一下子就把他的双眼刺瞎了!

醒来后,他揉了揉眼,竟然还有刺痛感。这一梦把他给惊住了。他披衣下床,来到院子里,走进花房,围着这株古桩腊梅转了一圈又一圈。那把花刀在他手里举了又举,始终没有落下。

一度,刘全有认为这株梅花有妖气。曾想把它废了。可它的确是太珍贵了。他在它身上花的心血太多,舍不得了。

这棵古桩腊梅,的确是花费了他太多的心血。在四川大巴山深处采桩时,虽然在当地也雇了人,但他还是把腰摔坏了,躺在深山的草窝里半天爬不起来。后来他撮土为香,在古树桩前磕了三个头,说:爷,知道您岁数大了,不想走动了。可咱那地界儿阳光好,风水也好。您说您藏在这深山里有谁知道?爷呀,我是想让您天下扬名哪。奇怪的是,自从刘全有愿吁后,再没有出过事故。

古桩挖出来后,还要“晒桩”。桩要晒上三天,去一去湿气,这是怕霉根。在“晒桩”这三日里,那些“胡子”(细小根须)刘全有都一根根地小心梳理好,用土埋上。然后就地在朝阳的山坡上铺一塑料袋,披着一床破被子陪护着。夜晚,星星出齐的时候,湿气就上来了,先不管自己,把带来的塑料布给“桩”围上,等太阳出来时再一一卸去。三日后,“胡子”半干时,先把那条背来的破被子给“桩”裹上,再包上两层塑料布,整个捆扎好,雇人抬下山去。一路上,刘全有嘴里不停地念叨着两个字:小心。小心。

种子则是刘全有跑到浙江那边的天目山深处采撷的。其实,山下就有人卖。这也不单是为了省钱,主要是想选那些野生的、饱满的、母性好的种子。七月,正是天最热的时候,刘全有赤身穿一大裤衩子,头上戴一破草帽,掂一布袋,再背上一瓶水,在山里攀来爬去地采种。一天下来,人被汗水洗了又洗,腌了又腌,那汗渍都晒成了碱,看上去白花花的,还挂一身的“血布鳞”(树枝挂破的口子)。这一东一西,来来回回数千里。一路上苦哈哈的,餐风饮露就不必说了。

梅陵虽然盛产腊梅,却没有现成的野生质源,这里所有的梅花都是从外地采种后嫁接的,只有嫁接后的蜡梅,才有可能生长出极品梅花。当地人都知道,凡是没有经过嫁接长出来的本地梅,只能叫“狗芽梅”,或者叫臭梅。打个不太恰当的比喻,就像本地女人生的孩子一样,一般都是土头土脑,脸相扁平。而那些从西南大山里买回来的女人,所生的孩子,看上去又白又聪明,一双大眼忽灵灵的。这也许就是杂交优势吧(这是芽口一个小学教师,在村口谝闲话时,指着刘金鼎做比喻时说的话)。

种子采回来后,先要晒干,晾放。尔后,播种前还要“沙藏”三日。“沙藏”是为了催芽儿,让种壳在沙土里慢慢变软,发芽后才能移栽进田里。尔后,头一年是育苗,第二年是“定植”,这一等就是三年,到了三年头上才可以嫁接。这三年刘全有就像侍候孩子一样,每天都要到地里去查看苗情。连上鸡粪都要先支上大锅,烧火炒一炒,怕生了腻虫。

嫁接更是一大关口。苗要千挑万选,优中选优。最早嫁接还是用的传统方法,叫“接炮捻儿”。在“老桩”上插一芽苗儿,麻布缠上,再用胶泥土糊住切口,尔后用土封上,待新芽儿长出后,小心翼翼地把封土一点点扒开,三个月后就可以“定活”了。这活儿大多是趴在地上干的,弯腰的时候多,抬头的时候少,所以这里的种花人被称为“弓背家”。

待嫁接成活后,再往下就是“留头”“定干”“造型”这三步了。这三步是最见心思的,也就是进入艺术的境界了。

这棵古桩腊梅最紧要的妙处是:桩枯梅艳、悬枝凌空。“桩”有近三百年造化撑着,正面看,桩身有两个朽枯了的大洞,就像是“山门”一样,或者说是“别有洞天”,上有两株悬枝迎风飞舞,梅花开了的时候,就像是环绕在山门上的蝴蝶在翩翩起舞,那花儿黄灿灿的,像要飞起来似的,一朵朵鲜艳欲滴,清香无比。侧面看,桩根遒劲,一面桩身上刚好破了一块老皮,上有一老虫眼;另一侧桩身则鼓出一块手形疙瘩;远远望去,就像是一边裸露着肚脐眼、一边拈花在手的“双面卧佛”。佛上的朵朵梅花如一道道四射的金光。

“悬枝”造型是最难的。需要多年人工拿捏,一点点地弯造、拉伸、环绕,让它逐步成型。最后一步,当他焚香净手,把这棵古桩梅花“请”进紫砂海盆的时候,他的心也仿佛跟着栽进去了。花匠刘全有十八年的心血,有相当一部分都用在这棵起名为“化蝶”的古桩梅花上了。

在一年一度的花展上,“化蝶”第一次亮相,就轰动了整个梅陵。此后,不断地有外地客商上门议价。当年,有开口就给五万的,也有给八万的。有一天,一个日本人居然也找上门来。这个胸前挂着一个照相机的日本人,除了不停地鞠躬,嘴里还不停地念叨:“阿里哥多,阿里哥多,估大姨妈死……”可这些日本话刘全有根本听不懂。后来,经翻译,他的意思是要用一辆丰田汽车来换这盆梅花。可刘全有摇了摇头,不换。

再后,广东那边,有一家画院校庆,曾提出要用画家的二十幅画来换这盆梅花,刘全有还是摇摇头,不换。

可是,在花匠刘全有的内心深处,有很矛盾的地方。一方面,他舍不得这株古桩梅花。另一方面,他心里又有些害怕。那藏在心里的“怕”是说不出来的,那个梦境一直在他脑海里盘旋着,他还是觉得这花妖,有邪气。夜里,每当他独坐在花前的时候,不知怎的,心里就有一种不祥的感觉油然而生。

是啊,他根本想象不到,这株梅花将会给他带来什么。(梅画 | 吴昌硕)

李德林的初恋麦田

第二章

李德林做梦也想不到,他生命中会有三个女人。

更让他想不到的是,他会娶上罗秋旖这样的女人。

事过多年,那条围巾至今还在衣柜里挂着,这是他们二人当年的定情信物。

那是一条白色的、细羊毛的长条围巾。这种纯羊绒的细毛线新疆才有,是罗秋旖去新疆看胡杨林时捎带着买回来的。

围巾是罗秋旖亲手织的。据罗秋旖说,她织这条围巾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围巾很长,洁白,柔软,挂在脖子上,就像是“哈达”一样。不过,围巾的两端,各绣了一朵微型的红色枫叶。罗秋旖说,这是她的记号。

那还是李德林读研究生的时候。初春时节,他正在“实验田”里查看苗情,罗秋旖来了。罗秋旖专程从省城赶到梅陵,来到了他那块“实验田”的地头上,把这条围巾挂在了李德林的脖子上。

那时,麦苗正在返青,雪还未化净。罗秋旖穿了一件玫瑰红的高领毛衣,外罩一件飘逸的风雪大衣,远远地从阳光里走来。站在田野里的罗秋旖就像是一幅油画,看上去高贵、窈窕,美丽极了。他傻傻地望着她,直到她把那条围巾挂在他的脖子里。她说:“我刚刚看了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写得太好了。”而他,那时并没有看过什么《哥德巴赫猜想》,也不知道徐迟是谁?只是愣愣的。后来他才知道,那是一篇报告文学,写的是一个名叫陈景润的数学家的事迹。

这就像是从天边飞来的爱情,很突兀。那天,李德林一直晕晕乎乎的,也不知自己都说了些什么。只记得,她还给他带了一个热水袋。罗秋旖说:“听说你胃不好,夜里暖一暖。”

县农科所的老所长借故把李德林拉到一旁,说:“小子,咋回事?艳福不浅哪!仙女都搞到手了。呀呀呀,抓紧吧,抓紧。”

第一次来,罗秋旖只在农科所待了半天。当天下午,罗秋旖要走了,李德林送她到汽车站。那时候,梅陵汽车站乱哄哄的,人们像羊群一样来来回回地追着汽车跑。李德林陪她进站后,大约是怕碰上熟人,有意跟她保持一点距离。谁知,罗秋旖却故意紧走几步,上前挽住了他的胳膊,惹了很多人看。李德林说:“别。这是县城,咱别。”罗秋旖高高地昂着头,说:“我都不怕,你怕什么?”临上车前,当着众人,罗秋旖贴在他的耳朵边上说了一句英语:l love you。

那天晚上,一个女人的香气把他的耳朵烧热了。热得他一晚上都没睡着觉。他一次又一次地问自己:这不是做梦吧?那条围巾,他叠得整整齐齐地放在枕边上,不时地用手去摸一摸,真软。

可七年后,两人分手了。凡是罗秋旖的东西,她都带走了。带走的,还有六岁的女儿。

留下的,只有这条围巾。因为,他已经围过了。

李德林与罗秋旖的这段姻缘,是他的导师吴教授牵的线。

早年,他最大的梦想是吃上白馍。那时候,作为一个农民的儿子,能顿顿吃上白面馍,是他的最大心愿。后来,当他有了抱负和理想的时候,他的梦想是:实现千百年来的民间传说,让一棵麦子上结十二个穗(这是梅陵民间一代一代传下来的神话),让全国人都吃上白馍。说实话,他是童年里吃红薯面窝窝吃怕了。所以,恢复高考后,他报考农学院是自觉自愿的。

当年,李德林是省农学院(后来才改名为“农业科技大学”,简称“农科大”)最能吃苦的学生。除了睡觉、吃饭,他一天的大部分时间都待在教室或是图书馆里,很少像其他同学那样去逛街或是跳舞。那时社会上刚刚兴起“舞风”,很多同学连走路都念着“一二三四一、二二三四一……”李德林却从未进过舞场。不,他是去过一次的。“五四”青年节那天晚上,他被同学们强拉硬拽地去了一次,见同学们都在音乐伴奏下翩翩起舞。可他,却一直坐在角落里,伴着一堆同学们吃剩的瓜子皮,就那么单坐着。没有人请他跳,他也不好意思站起来请女同学跳。熬到了九点钟的时候,他逃走了。

这不仅仅因为他内向。虽然他不愿意承认。可在内心深处,他确有自惭形秽的地方。他个子矮,面黑,抬头纹过重,还长着一张倭瓜脸。跟别人比起来,他总觉得自己就像是一个“丑小鸭”。所以,在班里,他很少参加集体活动。

可他却是吴教授最得意的学生。在整个农学系,他的成绩最好。特别是,大三的时候,他是当年农学院唯一在美国《土壤学会志》上发表论文的学生。同时又有两篇论文经国际上知名的《期刊引用报告》检索。这样一来,他算是为整个农学院争了光。当年,不仅仅是刚当了副校长的吴教授特别器重他,直保他跳级成为自己的研究生连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都向他“招手”了。

是的,同学们都很惊讶,这样的一个人,又没啥关系,他怎么会在国际知名期刊上发表文章呢?可没人知道的是,几乎每个假期,他都是在梅陵县农科所度过的。他凭借着一个远房老舅的关照,成了县农科所的一名借用人员(管吃饭,不发工资)。当然,这也得力于吴教授的看重。吴教授亲自给梅陵县农科所的老所长打电话,让农科所特批给他二分地,做小麦品种研究用。

吴教授是一个极有特点的人,性格直爽,快人快语。他名叫吴天铎,是国内知名的玉米专家。笔名却叫做“吴用”,借“百无一用是书生”的意思。“文革”中,他被学生揪斗,就是因为这个叫“吴用”的笔名惹的祸,说他是“投降派”。后来,农学院与林学院合并,他被下放到了淮阳。在淮阳,他跟林学院的罗怀瑾教授分到了一个“牛棚”里,同吃同住同劳动。回城后,两人成了好朋友,每星期聚一次,下三盘围棋。而罗秋旖,正是罗怀瑾的独生女儿。

每次老友聚会,吴教授总会说一些学校里的事情。提起这届学生,他总是摇头,说:“太差。基础太差。”可说着说着,他就会提到他的得意门生李德林。每当他说到李德林的时候,总是赞不绝口:“凤毛麟角呀!”

说到得意处,他棋也不下了,直着喉咙大声说:“查查,查遍全国四十九所农业大学,有几个能在美国发表论文的?又有几人的文章能登在《土壤学会志》上?这可是世界级的权威期刊哪!”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前去奉茶的罗秋旖已不止一次地听到吴教授夸他的学生。在她没见到李德林之前,这个名字已在她的耳朵里磨出茧来了。有一次,当罗秋旖前去奉茶的时候,吴教授故意说:“小秋啊,你以后嫁人,就要嫁一个这样的科学家。”一下子把罗秋旖的脸说红了。

那是一个读书的时代。那个时代,姑娘们都是活“精神”的。像罗秋旖这样的女子,出身于书香门第,她们心中的理想伴侣,或者说她们寻找爱情的“标尺”,大多都活在书本里。

当年,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最早发表在第一期的《人民文学》上,又经《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先后转载,立时引起了全国的轰动。于是,数学领域里那个所谓的“1十2”,成了全国人议论的话题。可到底什么是“1十2”,没人能说清楚。连写文章的人都没说清楚。这就像是一个迷宫,或者说是一句咒语,谁破译了它,谁就是“神”了。于是,姑娘们一个个疯了一样地打听文章的主角陈景润,成千上万封情书飞到了北京……这可是一个摘取了“皇冠上的明珠”的人哪!

罗秋旖就是在这时候,在《光明日报》上读到“哥德巴赫猜想”的。“猜想”把一个女子的春心烧热了,烧化了。罗秋旖把刊登“猜想”那份《光明日报》放在枕边上,读了很多遍,还禁不住在寝室里大声朗诵,每读一次都激动得热泪盈眶……北京太遥远了,“猜想”里的陈景润太神秘了,都给人以够不着的感觉。可她身边就有这么一个研究小麦的“准”科学家,或者是未来的科学家。为什么“不”呢?

应该说,是“猜想”使两个人走在了一起。罗秋旖第二次去看李德林,正是小麦扬花的时节。那时候李德林正在培育一种名为“梅陵七号”的小麦杂交品种。李德林先后培育过“梅陵”一到七号(有抗倒伏的、有抗病虫害的、有提高籽粒重的等)不同的品种。后来,他又开始培育“黄淮一号”。“黄淮一号”是双穗小麦,据说产量可以提高一倍以上。可就在他将要培育出“黄淮一号”的时候,出事了。这是后话。

罗秋旖第二次来梅陵,提着一兜水果,也提着自己那颗忐忑已久、终于定下来的心。她是奔着“猜想”来的,她终于有了自己的“猜想”。一个中文系的女大学生,一旦有了自己的“猜想”,是可以不顾一切的。其实,最初,她并没有看中李德林。当年,她身边的追求者太多了……李德林个子矮不说,还长着一张倭瓜脸,看上去木疙瘩一样。但是,李德林那双眼睛,加上“哥德巴赫猜想”的作用,最终还是打动了她。

那是四月下旬的一个星期天,天已渐渐热了,罗秋旖穿着一身街面上刚刚流行的裙装,上身是月白色短袖衣,下身是海蓝色的带黑色小圆点的裙裤,披肩长发,看上去款款的、弹弹的、鸢尾花一样,既活泼又性感。

老所长去叫李德林的时候,拍拍他说:“快快,省城那女子,又来了。我看成了。”

两人见面的时候,李德林刚从麦田里回来,还光着脚,居然不敢看她,勾着头说:“来了?”

罗秋旖倒是大大方方地说:“今天是星期天,来看看你。”

那天,阳光很好,温度也适合,正是给杂交小麦授粉的最佳时候。

李德林说:“那你,我……我得去‘授粉’了。”

罗秋旖觉得这一切都很神秘。她很好奇,说:“我想去看看,可以么?”

李德林说:“其实,也没啥看的。”

此时,罗秋旖像个小女孩似的扭了一下腰,说:“让我看看嘛。我就想看看。我还可以帮你嘛。”

罗秋旖扭腰的动作可爱极了,李德林心里颤了一下,说:“行,行啊。那走吧。”

走在去麦田的路上,罗秋旖问:“怎么‘杂交’呢?你给我讲讲。”

李德林说:“小麦是自花授粉作物,异父率极低,所以只能人工授粉杂交……”

罗秋旖脸红扑扑的,问:“花粉,怎么‘交’呢?”

李德林说:“先要‘去雄’”

罗秋旖问:“哪个‘xiong’?”

李德林说:“是雌雄的雄。”

罗秋旖的脸更红了,问:“怎么、去……‘雄’?”此时此刻,她居然一下子想到了“太监”。

李德林说:“每株小麦的花器,都有三个雄蕊,一个雌蕊。先去掉雄蕊。尔后,套上纸袋,挂上标牌,隔离起来。一至三天内授粉,当然是要选取最好的父本……”

罗秋旖问:“只要开花,什么时候都可以授粉么?”

李德林说:“花性最活的时候,只有二十分钟。”说到“花性”时,李德林不由地看了罗秋旖一眼。

罗秋旖突然转了话题:“我听人说,你说过,你要让全国人民都吃上白馍?”

李德林有点不好意思了,说:“只能说是、愿望吧。是愿望。小时候,太穷了……”

罗秋旖兴奋地说:“这想法太好了!简直,太伟大了。”

李德林忙说:“小时候,就想吃个白馍……别的,没想过,不敢想。”

罗秋旖一时激动起来,她身子转了个圈,说:“听说,南方有个袁隆平,是‘水稻之父’。将来,你可以做个‘小麦之父’!”

李德林脸色都变了。连声说:“那可不敢,不敢。可不敢跟人家比。我比人家差远了。”

此时此刻,罗秋旖完全沉浸在自己的想象之中。她的爱人将成为中国的“小麦之父”。这有多好!她深情地望着李德林,大声说:“为什么不?要做就做最好的。就做‘小麦之父’!你就是中国未来的‘小麦之父’!为什么不敢大胆承认呢?”

李德林没有回话。他甚至把头都低下去了。罗秋旖觉得他这是谦虚,他太谦虚了。这也正是她喜欢的。

走进麦田,当罗秋旖帮李德林给杂交小麦授粉的时候,一会儿递镊子,一会儿递授粉器,两人的手不时地碰在一起,触电一样的,竟都有些说不出口的激动。

那天,田野里只有他们两个人。阳光灿烂,天上飘着悠悠的白云,小麦正在扬花,空气里弥漫着一种甜丝丝的阴阳交合的气息。她说:“你喜欢我么?”他说:“嗯。”她说:“我的裙子好看么?”他说:“嗯。”她说:“好看就是好看,不好看就是不好。你嗯什么?”他说:“好。好看。”

这天晚上,罗秋旖没有走,她在农科所住下了。李德林自然不敢造次,他把她安排在一个请假的女工宿舍里。知道她是教授的女儿,很讲究的,还特意去给她买了新的洗脸盆、香皂、毛巾之类。可是,九点钟的时候,她跑过来了,红着脸说:“我不在那屋住了。床上有味。”

李德林愣愣地望着她,不知该说什么。她往椅子上一坐,低声说:“要不,咱聊聊天,我就在你这儿凑合一晚上算了。”

那天夜里,在那张窄小的单人床上,李德林半拥着罗秋旖,就像是捧着一枚“仙果”。他心里说:真好。

后半夜,万籁俱寂,只有小虫儿在鸣叫。当罗秋旖枕着他的一只胳膊睡熟之后,他还是没有一点儿睡意。月光从窗外照进来,就像是一面水做的镜子。凭着月光,李德林轻轻地掀开被子,侧过身子,闻着她秀发的香气、她的呼吸,从上到下,一点儿一点儿地偷看罗秋旖那雪白的脸庞、脖颈,起伏的胸乳,浑圆的臀部,还有修长的腿……他禁不住一遍遍地阅读,竟有一种醉生梦死的感觉。

两人结婚后,李德林曾经不自信地问过罗秋旖,她怎么会喜欢上他呢?他不过是个农家孩子,到底喜欢他哪一点儿?罗秋旖想了想,很认真地说:“眼神儿,有光。”

其实,她喜欢的,不仅仅是“眼神儿”。

罗秋旖跟李德林的矛盾是从婚礼那天开始的。

罗秋旖与李德林的婚礼虽然简单,却举行过两次。一次在省城,一次在乡下。

那时李德林刚研究生毕业留校不久,罗秋旖也刚刚大学毕业分到省直的一个单位工作,两人都还没有分房。恰好这时候,林学院的罗教授新分了一套大些的住房,就把原来的房子简单装修了一下,留给罗秋旖。布置新房所需的一切,也都是罗家拿的钱。

省城的那次婚礼,是罗家出面举办的。由于是娘家人出面,一切都按罗秋旖的意思(罗家就这一个女儿),范围很小。只邀请了几个亲朋好友还有作为证婚人的吴教授。在饭店里请了一桌饭,简简单单的。两人就此搬到了一起,这婚就算结了。

可是,两人在省城结婚后,李德林一直闷闷不乐。房是罗家的,结婚的所有费用,也都是女方出的。虽然他知道罗秋旖是好意,但他作为男人,心里很不舒服。

一天晚上,罗秋旖问:“你怎么了?”

李德林说:“没咋。”

罗秋旖说:“没怎么?你拉着个脸。说话呀?”

李德林闷了一会儿,说:“咱都结婚了。总得、给家里说一声吧?”

罗秋旖很诧异地问:“不是让你给家里打电话,请父亲来参加婚礼么?”

李德林说:“父亲岁数大了,腿也不好。再说……”

罗秋旖说:“那你的意思呢?”

李德林眼巴巴地望着她:“秋旖,跟我回去一趟吧。”

罗秋旖说:“回乡下?有……这个必要么?”

李德林固执地说:“有必要。我得给家里说一声。”

罗秋旖说:“你不是打过电话了么?”

李德林仍坚持说:“我得说一声。”

其实,罗秋旖不明白,李德林嘴里的“说一声”,跟她所理解的“说一声”是不一样的。

不知怎的,罗秋旖突然就火了,说:“你站起来。一个学者,蹲在地上,像什么样子?”

两人接触时间长了,罗秋旖发现,他有一个很坏的习惯:思考问题的时候,喜欢蹲在地上。

李德林怏怏地站起身来,突然说:“你不会是嫌我家穷吧?”

罗秋旖怔了一下,上前一把抱住他,说:“亲爱的,你怎么能这样想呢?我嫁的是一个‘小麦之父’。我怎么会嫌你穷呢?不就是回乡一趟么?我跟你回去。”

李德林突然掉泪了。他流着泪说:“这次,如果你不跟我回去,我以后也就没脸回去了。”

罗秋旖睁大眼睛:“呀?有这么严重?”

李德林说:“你不知道,我欠着乡人的情。我上大学的时候,老村长树山伯在村里敲了钟,集合全村的父老乡亲,当众宣布说:德林是咱村的第一个大学生,人小力薄的,出门在外,咱得帮衬他一下。头一条:他名下的地,队里不能收回去,得给他留着,收多收少是个补贴。哪一天,他要是在城里混不下去,回来了,地还是他的。第二条:家家户户,多多少少的,给添个路费……现在我读了研,也结婚了。如果不回去告知一声,他们会认为,我看不起他们了。”

罗秋旖大大方方地说:“你早说呀。你为什么不早说?咱回去。多买些礼物。这行了吧?”

李德林知道她有洁癖,诺诺地说:“我怕你、不习惯。”

罗秋旖说:“放心吧,不会给你丢脸的。”

那是刚过年不久,他们夫妻二人,提着大包小包的礼物,高高兴兴地回村了。

冬末初春时节,空气干冷清爽,田里的麦苗经一冬的孕育,看上去绿油油的。两人走在黄淮故道上,罗秋旖一路都很兴奋,指东问西的,反倒觉得回乡一趟,就像出门旅游似的,长了不少见识。她说:“哎,喜鹊。你看,那是喜鹊么?”

到了村口的时候,先是挂在村口老柿树上的两挂巨鞭炸响了!噼里啪啦的,顿时硝烟四起。紧接着,村里有一大群人拥出来,男男女女的,一下子就把他们围在了中间。人们咋咋呼呼地喊道:“回来了!都回来了!德林回来了,新媳妇也回来了!快快,接住,接住……咦,老天,这城里人就是白,咋跟仙女样?!”

顿时,李德林被乡人围在了中间。他挨个给人打招呼,如鱼得水地应酬着,按辈分给人敬烟……罗秋旖也被村里的女人簇拥着、夸赞着……人们七嘴八舌地说着奉承话,夸得她头都晕了。到处都是嘁嘁喳喳的声音,也不知该接谁的话头了。

中午时分,酒宴开始了。村长树山伯首先致辞,他举着酒杯说:“都别瞎嚓嚓了,我说两句。咱德林娃子,如今是那个啥、‘说士’了。”旁边有青年人提醒说,“硕士,是硕士。”村长眼一瞪:“滚一边去,我知道,大学问!文章都写到美国去了!你听听,多大的学问呢,啊?!今儿个,他带着媳妇回来了。人家可是省里教授家的闺女,大学问家的闺女,多俊俏啊,一掐一兜水呀!嫁到咱小李庄来了,咱可不能亏待人家!总之一句话,咱虽不能大宴三天,也得开个流水席,喜庆事儿嘛,酒管够,得好好热闹热闹!吃好喝好,不说了——开吃!”

从上午十点多进村,一直到傍晚时分,罗秋旖除了跟着李德林在院子里敬了两次酒之外,就再没出门。李德林又被村长叫去陪酒了。

就在这当儿,汉子们一起拥上来,又嚷嚷着让罗秋旖点烟。罗秋旖强忍着没有发作,耐着性子站起身,一个个给他们点烟……可点着后,就给吹灭了,一连三次,气得罗秋旖再也不点了。可汉子们缠着她,不依不饶,推推搡搡的,非让她重点。推搡之间,只听“啪”的一声,不知是谁,把灯给拉灭了。紧接着,不晓得是谁先动手,也不知有多少双手,从四面八方一起伸到了罗秋旖的身上!有摸乳房的、有捏屁股的、有拧大腿的,有趴在地上舔她脚脖儿的,还有冲上来抱着她亲嘴的,臭烘烘的哈喇子流了罗秋旖一脸……罗秋旖忍得时间太长了,她一下子崩溃了!此时此刻,她“哇噢”的一声大叫起来,那叫声十分瘆人,又抓又打,就像是疯了一样!那些个脏手,一个个缩回去了。只听罗秋旖大声喝道:“滚,滚出去!”

黑暗中,嗞溜儿嗞溜儿地,那些黑影儿像老鼠一样,一个个窜出去了。

这天夜里,罗秋旖再没有开灯,她在黑暗中一直坐到了天明。直到天快亮的时候,才有人把醉得不省人事的李德林给架回来,放在了床上,慌忙退出去了。

鸡叫了。天明了。

一肚子愤怒的罗秋旖,像个火药桶子似的,她忽一下把李德林从床上掀下来,抱着那床满是酒味和呕吐物的缎子被褥从二楼的窗口扔了下去!尔后,她独自一个人走下楼,谁也不理,快步朝村外走去。

顿时,村里有人高喊:“新媳妇跑了!新媳妇跑了!……”

一直到半上午的时候,李德林酒醒之后,才发现罗秋旖已经走了。他被村里七姑八姨的亲戚们围住,指着他的鼻子,数叨了好一阵儿:“回去问问你媳妇,一村人整整忙活了三天,有啥对不起她的?!……”弄得他很没有面子。只好赶忙找一借口,怏怏地回城了。

就此,两人回到省城后,谁也不理谁,冷战了一个月。

回城后的那天晚上,罗秋旖一个人躲在卫生间里,站在淋浴喷头下,一连冲洗了十几遍,却仍然不解气!她穿着浴衣披头散发地从卫生间里跑出来,到卧室里乱翻了一阵,找出纸和笔,匆匆写了一份离婚协议书,“啪”一下放在李德林的面前,说:“签字,咱们离婚!”

李德林坐在沙发上,两手捧着头,一句话也不说。

罗秋旖无比愤怒地说:“这就是你所说的,朴实、善良么?——愚昧!野蛮!流氓!下贱!无耻!”说着说着,她“哇”的一声,恶心得差点呕出来,又快步冲进卫生间冲洗去了。

此后,整整一个月,他们家里都是哗哗的水声……

最后,还是李德林首先宣布“投降”的。因为他看到了罗秋旖身上的掐痕。虽然罗秋旖已冲洗了无数遍了。可半个月后,她身上还是青一块、紫一块的,到处是伤。(图片 | Testuo Aoki)

警方72小时内破获一起18年悬案

赫连东山所有的人生经验都是用来对付犯人的。

他的精力几乎全都用在办案上了。他对审讯工作的痴迷,甚至超过了他对家庭和妻子的热爱。

赫连东山与儿子结怨就是从那一声“蹲下!”开始的。

正是最初的那一声“蹲下!”造成了父子间的疏离,以至于后来的敌对情绪。在日常生活里,他工作上的一些习惯用语随口说出来,就会给孩子造成无形的压力。赫连东山自己并未察觉,他一天到晚与犯人打交道,他的语言系统已很不正常了。比如,儿子背着书包小心翼翼从他身后走过时,他会下意识地说一句:“——站住。”儿子就站住了,再也不敢动了。其实,他是想问儿子吃饱了没有。可这一句“站住”,完全把氛围破坏了。比如,他也很想跟儿子谈谈心,和风细雨地举例说说打游戏的坏处……就下意识说:“你——过来。”他的话音并不高,他没觉得有什么不妥。可妻子说:“看你,你把儿子的魂儿都吓掉了。”

赫连东山结婚晚,三十岁得子。从内心讲,他对儿子的感情是语言无法表达的。毕竟是亲生儿子呀。可他做梦也想不到,随着孩子一天天长大,他跟儿子的隔阂却越来越深,后来竟到了水火不容的程度。他记得非常清楚,从八岁那年开始,儿子再也没有喊过“爸爸”。不喊就不喊吧,可儿子平日里不仅躲他,眼里还渐渐生出了敌意……尤其是,儿子十三岁那年,竟然说出了一句十分绝情的话。有一天,当他又一次抽出皮带的时候,儿子竟梗着脖子,用悲愤的口吻对他说:“我是犯人么?!”赫连东山一下子愣住了。

作为预审界的大腕,赫连东山的第二个不怕,就是不怕嫌疑人说假话。你只要说一句假话,就要用一百句来圆这个谎。往下,谎话套着谎话,谎撒得越大,漏洞越多,你得不停地修补漏洞。补来补去,东扯葫芦西扯瓢,总会有露馅的时候。

有一个压了十八年的悬案,就是赫连东山在全市“扫黄打非”的普查中发现的。那天晚上,黄淮市搞了一次清扫“黄、赌、毒”的集中行动,也就是人们说的“严打”。半夜十二点以后,整个公安系统全部出动,网下了一百多个嫌疑人。尔后分组讯问。赫连东山是第三讯问小组的负责人,结果一问问出了个惊天大案。

那是个让全省公安系统蒙羞的案件。一九七七年夏天,“文革”后期,省城发生了一桩银行抢劫案。在省城的繁华闹市区,中午时分,光天化日之下,抢劫犯公然在一个银行储蓄所里开枪杀人,打死了储蓄所的一名女营业员,抢走了一百四十六万人民币,出门后又抢了一辆自行车,骑车逃跑,消失在茫茫人海中……此案一直未破。

这还不算完。此后,连续五年,每年的这一天,省公安厅都会收到一封抢劫犯的来信。大意是说:亲爱的警察先生,我正在某地游玩。你们什么时候破案呢?我等着。

这是公然挑衅。当时的省厅领导怒不可遏,命令省公安厅刑警总队牵头组织了联合专案组,限期破案。可是,由于匿名信是从旧报纸上剪下来后粘贴的字,时间太长,线索太少。况且案犯流窜在外省,最后还是不了了之。

这个案子,由于影响太大,在公安系统内部是发过协查通报的。赫连东山有印象。

那天晚上,第三讯问小组一共讯问了二十九个嫌疑人。根据不同情况,例行询问一般要三次才定性。第一次叫初查,一般性地问一问姓名、住址、单位什么的;第二次问得细一些,当晚都干了什么之类;第三次基本就定性了:要么拘、要么罚、要么放。

这二十九人中,当场放走了七个,罚款十三个,拘了六个,还剩下三个。这三个人,本也可以做罚款处理。可赫连东山说,他还要再问一问。尤其是其中的一个,从洗浴中心押过来后,他大约是当晚喝了点酒,几次摇摇晃晃地上前辩解,说他是市政府请来的客人……每次都被民警喝令:蹲下!

这是一个看上去很体面的人。大约有四十多岁,说胖也不胖,脸上的肉紧。他梳着大背头,穿一身名牌休闲装,皮鞋擦得很亮。按当晚初查民警的话说,这个大背头有一些背景,很“跩”。本应该是头一个放的。可他说错了一句话。

初查的时候,赫连东山问:“从哪儿来的?”“大背头”紧着送上了名片。尔后说,他是市政府请来的,是来投资办企业的。当晚是市政府刘副秘书长请他吃的饭。如果你们不信,可以问酒店的白经理,也可以直接给刘秘书长打电话……站在一旁的民警邢志彬说:“老实点!你嫖娼是事实吧?跩什么跩?回答问题。”“大背头”说:“不好意思啦。酒喝多了,有人敲门,进来个小妹妹……认罚。我认罚。”邢志彬说:“老实交待,从哪儿来的?”“大背头”回答问题很积极,他顺口说:“湖北。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邢志彬呵斥道:“报地名!”“大背头”说:“好的呀。好的呀。武汉。”就此,赫连东山不让再问了。赫连东山说:“下去吧。”

在赫连东山看来,此人有三个疑点。第一,他身上的气味不对,不仅仅是酒气。他神色偏紧,眼里有雾,过于配合。第二,他不是本地人,但他的南方口音里居然夹杂有北方方言。第三,他说了假话。他是从宁波过来的(有包里的票据为证),他却说来自武汉。但这假话里掐头去尾又掺了一半真话。为什么?

如果是本地人,是公务员,他紧张是怕丢面子。可他是从外地来的商人,又是来这里投资的。按上面不成文的规定,一般是不让查的。就是查了,也顶多罚款了事。可这个人警惕过度,回答问题太主动。他就像一个二流演员,那洒脱是装出来的,眼里好像藏了什么。尤其是他不经意间,嘴里溜出了关于“黄鹤……”的诗句,这一下刺激到了赫连东山的记忆神经,他很快地在脑海里搜索到了那个悬案。那个悬案里有四个字:“白云黄鹤”。

一九七八年,抢银行的劫犯寄给省公安厅的第一封信里,就有这四个字。他居然模仿毛泽东书信的语式,在信里说:“……三百六十五天过去了,我正在白云黄鹤的地方游玩……”赫连东山走出讯问室,站在院子里,一连吸了半盒烟,留下了一地烟蒂。尔后,他走回屋子,主攻“大背头”。

当天的后半夜,赫连东山围绕“白云黄鹤”四个字大做文章。

赫连东山问:“你是武汉人么?”

“大背头”说:“不细(是)啦。是路过,在那儿考察了几天。我说了,我细(是)来投资……”他语气里特别强调了“考察”这两个字。

赫连东山问:“吃过武昌鱼么?”

“大背头”说:“武昌鱼太有名了。毛主席诗里说过: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吃过啦。肉很嫩。你看,嫖、嫖、那个戏(事),不好意戏(思)啦,我认罚啦……”

赫连东山问:“武昌鱼有刺么?”

“大背头”说:“勿有。有,有……勿有小刺。都是大刺。同志,我明天上午要签一个合同,市里领导还要参加。你看……”

赫连东山说:“我知道,你是干大事的。武汉还有一道名菜你也吃过吧?”

“大背头”说:“你说的是九九鸭脖伐?太辣,吃不消哦。同志哥,能不能通融通融……”

赫连东山说:“我说的不是鸭脖。我说的是莲藕炖排骨,小火慢炖,要当地洪湖的红莲藕才有味。吃过么?”

“大背头”说:“红莲藕炖小排呀,美味,细吃过啦。我,我能不能打个电话?”

赫连东山说:“你抽烟么?湖北有一名牌烟,叫黄鹤楼,抽过么?”

“大背头”说:“我细不吃烟的。”

赫连东山说:“那你,登过黄鹤楼吧?”

“大背头”说:“登?当然细(是),去过啦。我,我明天……我可以打个电话么?”

赫连东山说:“武汉三镇,黄鹤楼在什么位置?”

“大背头”说:“这个,细(是)武昌吧?‘一线穿南北,龟蛇锁大江’。那好像细、蛇,蛇山,在蛇山上……同志哥哟,你看,这都后半夜了,我憋着尿、尿撒。”

赫连东山绕来绕去,突然问:“你上一次什么时候去的,夏天?”

“大背头”说:“不,不(是)细……同志,不行了,我快尿裤子了。”

赫连东山说:“是夏天吧?”

“大背头”说:“不细(是)啦。不细(是)。”

赫连东山说:“冬天?”

“大背头”说:“也、也不细冬、冬天撒……”

赫连东山说:“好好想想,上一次是什么时候去的?”

赫连东山接着说:“初审时,你还背过两句崔颢的诗。这会儿忘了?全诗你都会背吧?再背一遍。”

此时,赫连东山加重语气说:“背!”

“大背头”像是酒醒了,愣愣地望着他,沉默不语。

这天夜里,一直审到天明,“大背头”再没说过“白云黄鹤”这四个字。他一下子封死了,无论怎样诱他,他就是不说。越是不说,就越证明他有疑点。后来他真的尿裤子了,尿水一滴滴地从裤裆里流下来……他说:“我要告你!”

审这个案子,赫连东山是担着巨大压力的。第二天上午,万局长亲自打电话问:蓝光大酒店住的那个姓魏的商人,放了么?赫连东山说:还没呢。局长说:不就是嫖娼么?放了吧。刚才市政府刘秘书长还打电话问呢。赫连东山说:局长,这人不能放。局长说:放人。现在开放搞活,经济是中心,你搞什么搞?赫连东山说:我怀疑他是‘七七大案’的嫌疑人……局长还是信任他的,知道他话里的分量。局长沉吟片刻,说:这样,我先顶着。给你四十八小时,攻不下来就放人。后来,经与省公安厅沟通,时间延长到了七十二小时。

这七十二小时可以说是分秒必争。如果“攻”不下来,赫连东山的麻烦大了。酒醒之后,“大背头”就像是响尾蛇被踩了尾巴似的,暴跳如雷!他指着赫连东山的鼻子说:“我是市政府请来的客人。我要告你。信不信,我把你的警服扒下来!”

赫连东山笑了。赫连东山说:“你不要急。你急什么?咱们聊聊。”

另一路紧急出动。赫连东山派了一个三人小组,先是坐飞机赶赴宁波,尔后坐车赶到他的户籍所在地慈溪,目的是寻找物证。

在这三天时间里,省厅刑警总队当年的专案负责人曾专程开车赶来,拿着当年(经目击证人口述)由专家提供的抢劫犯模拟画像仔细辨认。专案负责人董处长对赫连东山说:不像。当年的抢劫犯是小平头,瘦脸。这人梳的是大背头,圆胖脸。再有,眉眼也不大像……说实话,从内心讲,当年的专案负责人根本就不相信赫连东山能破十八年前的这桩无头案。临走时,省厅专案组负责人的建议是:老赫,放人吧。

赫连东山说:董处,咱说好的,七十二小时。

正是在慈溪的搜查有了重大发现。

经与当地公安部门联系,派出的三人小组了解到,“大背头”名叫魏少华,就住在慈溪县城东大街的一座新近翻盖的三层小楼里。楼下是卖烟酒的商店,楼上住人。于是,在当地民警的配合下,他们先是上上下下搜查了一遍,主要目的是找枪。可他们什么也没有找到。他的妻子是当地人,说话蛮儿呱叽的,一问三不知。经与局里电话联系,赫连东山在电话里说:再找,细一点,看有没有旁证。

于是,侦察员们又细细地搜查了一遍。这一次,他们发现,在三楼一个检查过的旧式皮箱里,有一个檀木盒子,木盒里有一本集邮册。当时翻了翻,都是一版一版的邮票,里边并没夹杂什么东西,就没在意。这次再查,发现这本集邮册里,最后一页有一张一九六七年版的“大海航行靠舵手”邮票。这版八分的邮票共七十张,但其中少了一张……赫连东山在电话里不动声色地说:带回来。

三人小组坐飞机回到省城,又马不停蹄地赶到省公安厅。他们拿出了这张一九六七年版的“大海航行靠舵手”邮票,经与一九七八年抢劫犯寄来的第一封匿名信上贴的邮票进行齿痕比对,结果发现,印刷齿痕完全吻合,这是同一版式邮票。一时,省公安厅的电话响成一片。

这已经是第三天了,离七十二小时的时限还剩不到三个小时。但有了初步的证据,“大背头”肯定走不了了。赫连东山得到消息后,在电话里说:各位辛苦了。这只是孤证。再去查。这么多年了,枪怕是找不到了。再找找看。这一次,主查他这十八年来的账目和资金流水。

再一次提审“大背头”的时候,赫连东山特意理了发,换上了一套新警服。等人把“大背头”带上来,赫连东山说:“老魏呀,看来,我这身警服是扒不下来了。”

慈溪那边的第三次搜查又有了新的发现。在魏少华居住的那栋三层小楼里,还暗藏着一个地下室。地下室是一个很大的酒窖,酒窖里堆满了各样的酒。引起侦察员注意的,是一箱一箱的茅台酒。这些茅台酒是单独存放的。从纸箱上的标示看,自一九七九年始,一九八○、一九八一、一九八二……不同年份的茅台酒共有十五箱。这十五箱不同年份的茅台又是从不同的省份分别购进的,这是为什么?

后来才知道,这个曾用名魏根柱、现名魏少华、梳着大背头的人,的确是高智商犯罪。他从银行抢劫来的钱,并没有存银行,而是在不同的年份里,从不同的城市分期分批购买成了茅台酒。从票据上看,为了不引人注目,他每一次买酒的费用都不超过五万。当年的五星茅台仅八块钱一瓶,后来逐年上涨,价值不菲……可他到底还是露出了狐狸尾巴。

这些在不同年份分别购进的茅台酒,他都留了一箱,存放在地下室的一个角落里。大约是想以后自己喝的。就此一手,就让侦察员们跑断了腿。根据纸箱上的标识,他们先后去了贵阳、昆明、杭州、成都、武汉、广州、长沙……在当地查阅了大量的售酒记录,由此锁定了嫌犯的资金流向。

再后来,据调查发现,当年案发后,魏少华流窜到了南方,靠一个卖烟酒的小店,居然在南方慈溪一个小县里隐藏了十二年。一直到一九九○年才在此地落下户籍并结婚生子。此后他又在深圳漂了四年,以炒股为生,发了大财。此人狡兔三窟,竟然在深圳还置有一处房产,同时还找了一个情人。他隐藏得够深,他在慈溪的妻子比他小十二岁,什么都不知道。

也许,魏少华当年在逃窜途中,一路漫游到了奉化。奉化是蒋介石的老家,这里山清水秀,气象万千,是很值得一看的地方。可奉化是全国有名的旅游景点,人多、眼杂,他大约是没敢多停。尔后,他又顺道去了宁波,游历了天下闻名的“天一阁”藏书楼。慈溪呢,离宁波也就几十公里路程。于是,他就坐船沿水路来到了慈溪。慈溪是一个不太引人注意的县份,所以他就在这里隐身了。

在赫连东山看来,证据在收集中正一环环地互相印证、完善,嫌疑人的犯罪事实基本可以认定了。可是,枪呢?枪一直没有找到。

当两人在审讯室里重新坐下来的时候,赫连东山给他摘了手铐,说:“老魏,聊聊吧,咱们聊聊。”

“大背头”说:“本来,你是抓不到我的。”

赫连东山说:“是啊,十八年了。你藏了十八年。”

“大背头”说:“这都怪我。是一个念头,一个念头害了我。”

赫连东山说:“一念之差?”

“大背头”说:“我不缺钱。我手里有两千多万,我想挣够一个整数,就再也不考虑钱的问题了。结果……”

赫连东山说:“一个整数是多少?”

“大背头”说:“一亿吧。”

接着,“大背头又说:“说实话,真的是你们市政府刘秘书长动员我来的。前年他去深圳招商,我们是在招商会上认识的。他看好了一个煤矿,储量特别好,挖出来就是钱,动员我来投资……”

赫连东山感叹道:“老魏呀,你非常聪明,可以说是个万里挑一的人才。可惜了。”

“大背头”说:“当年,《资本论》《反杜林论》,我都是看过的。一本毛主席语录,我倒背如流。你知道毛主席语录271页写的是什么?‘陈毅是个好同志’。那是个空白页,是我用钢笔填上去的。”

赫连东山说:“‘文革’前一年,豫北六县,就你一个考上了省城的重点中学,那年你才十四岁。”

“大背头”说:“这你也知道?”

赫连东山说:“查你的原有户籍费了大劲。省辖市查不到,豫北乡下更查不到,你入的是省城重点中学的集体户口,户籍上也只有一个名字。可你后来把名字改了,成了个隐身人。”

“大背头”说:“当年,我是立志要考北大、清华的。可‘文革’开始了,大学上不成了。后来又要我们上山下乡,我不想回老家……”

赫连东山说:“文化大革命中,你是逍遥派,没造过反……你怎么会有枪呢?”

“大背头”闭上眼睛,不说了。

赫连东山说:“老魏,都到这一步了。说吧。”

“大背头”说:“我不想牵连任何人。”

赫连东山说:“不牵连人也好,文化大革命中的事,咱就不说了……可你得把枪的下落说清楚。”

话说到这里,赫连东山拿出了两张照片,那是他两个女儿的照片。一个是在慈溪的女人生的;一个是在深圳的女人生的。赫连东山把照片放在他面前,说:“这是你的女儿吧?真漂亮。”

“大背头”默默地看着女儿的照片,两个小女孩像花朵一样……

赫连东山说:“另外,我告诉你,你那个在深圳的女人,坐飞机看你来了。说实话,我都羡慕你,这真是个好女人。明知道你犯案了,还专程来看你。千里之外,捧着一罐给你煲的汤……”

“大背头”怔了片刻,问:“她,说什么了?”

赫连东山说:“她说,她等你出来。”

“大背头”沉默了很久,小声说:“能……不判我死刑么?”

赫连东山说:“实话说,这个案子,我做不了主。不过,我可以向上反映,这就看你的态度了。”

“大背头”最后说:“我这个案子,过了追诉期吧?只要不判死刑,我愿意戴罪立功。我把两千多万全都捐给国家。另外……”

就此,破获了“七七大案”后,黄淮市公安局荣立了集体二等功。按局长的意思,本是要提拔赫连东山担任分管刑侦副局长的。可报上去之后,迟迟没有批下来。最后,只批了一个副处级的侦察员。局长怕他心里难过,安慰他说,级别是一样的。

赫连东山知道船弯在哪里。市政府的副秘书长刘金鼎,一个月前刚刚调任政法委副书记。据说,在研究的时候,刘副书记也没多说什么,只说了一句话:能力是有,个性太强。这句话没有错。可就是这个刘金鼎,在魏少华“戴罪立功”的口供里,是被检举揭发的对象。“大背头”来投资办企业,就是他拉来的。当年,两人在深圳有过口头约定,由魏少华出资,刘副秘书长协助办理购买煤矿的一切手续……事成之后两人四六分成。可这只是两人间的口头约定,合同最后并没有签,魏少华也已经被“执行”了。所以,既无人证,也没有物证。但两人心里都明白,就像是各自揣着一杆小秤,远距离地、心照不宣地、相互称着……以至于过了一些年份,当两人面对面坐下来的时候,那“秤”就称出了一些什么。这是后话。

虽然局里的同事纷纷为他抱不平,可赫连东山心里并没有多难受。都提了副处级了,虚职就虚职吧,反正案子破了。

【选读完,全文刊载于《花城》2017年第3期】 


中国作家协会◆精品电子旬刊 [2015第04期 总第132期] - [中国作家]电子旬刊 - Chinese Writers As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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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writer.com.cn/n1/2017/0516/c404017-2927873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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